前述统计在结果上是最谨慎的。
第四阶段：下属既有能力又愿意干让他们做的工作。同时，宪法对省以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人大常委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主要领导职务也分别规定了任期和任届。
2000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提出要实行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在全面整顿过程中，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气魄，顶着四人帮的淫威，利用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之机，大力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有意识地让一些政治上敢于坚持斗争、不怕被打倒不信邪敢于担当且年龄又比较轻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当下属成熟程度为第二阶段时，可以选择说服型领导方式。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早有诟病，实践中也发生过诸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优化和改善，甚至与普遍发生的特权腐败现象也有密切关系。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国宪法》作出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领导职务，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尤为可贵的是，邓小平不仅积极倡导和推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而且身体力行，总是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来考虑和安排自己个人的进退。他说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的现在状况下的一个好办法。这一事件的后果是使美国最高大法官的提名和任命变得更为政治化，党派政治对最高法院的影响表面化。
[55] （二）文本主义和体系解释 作为最高法院中保守派的代表和文本主义的旗帜性人物，当斯卡利亚大法官以异议者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他对于最高法院在社会道德领域的宽容和纵容总是抱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愤怒。[30]正如堕胎、家庭关系、生育还有抚养方面的问题都受宪法的保护一样， 婚姻是一个人能作出的最亲密的决定，同样受到宪法的保护。家庭价值是美国保守主义的王牌之一。欧伯格费案确认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该案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参见黄昭元：抗多数困境与司法审查正当性，载《台湾宪法之纵剖横切》，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39页。原旨主义有两个支流：原初意图派和文本主义者。
但这些权利并不是基于任何宪法的文本本身，否则原告根本就没有必要诉诸平等保护条款了。1990年代，伦奎斯特法院时期兴起的新联邦主义原则下以州权为由宣告国会基于州际贸易条款的各项立法违宪而无效。斯蒂文斯大法官28票，奥康纳、苏特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各26票，布雷耶大法官24票。为了执行这一判决，在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派出101空降师维护小石城的秩序，由军人护送黑人学生进入学校。
[17] Evan Gerstmann, 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74-75. [18] 关于美国最高法院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起源和演变的考察，参见余军：正当程序：作为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53] Evan Gerstmann, 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 [54]弗兰克福特大法官的原话是，黑人获得公平对待的那些因素要远远比忠诚于历史更为重要。304 U. S. 144, 脚注四（1938） [37] Harper v.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lections, 383 U. S. 663 (1966)废除了将人头税作为投票权前提的弗吉尼亚州法。在最高法院宣布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后，肯塔基州罗恩县的户政主管金姆·戴维斯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其宗教信仰自由为由，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颁发紧急延缓令，允许她拒发结婚证书给同性伴侣。
因此，司法对经济领域的分类采取合理性审查标准，对政府的经济管制行为几乎是一路绿灯。这种结合改变了生活方式，但它不是生活的理由。
如果法律并没有把异性的婚姻权和生育挂钩，那么法律不能以同性无法实现生育目标为理由而将其排除在结婚权的外面。美国最高法院在其建立初期的一百三十余年中，婚姻从来都没有被看成是任何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
欧伯格费案作为同性婚姻案，其核心争点在于以性取向作为进入婚姻的资格是否具有合宪性。欧伯格费案无疑是具有司法能动后果的判决，但它本身并没有创设新的权利类型。生物个体都有一定的寿命，尽管寿命长短有差异，但它们都有死亡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从基于同意的成人性行为自由到同性身份认同的演变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在种族等可疑分类的案件中，实行严格审查标准。[35]在经济领域，确认积极干预国家的政治现实，放弃了150年来以契约和财产为中心的权利保护。
活的宪法解决了成文宪法的安定性和社会发展的变动不居之间的紧张。在罗伯茨的眼中，欧伯格费案多数意见并非建立在中立的宪法原则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这些持多数派的大法官关于自由应当何为的偏见之上。
[20] 381 U.S.486 (1965). [21] 斯图尔特大法官指出，康涅狄格州禁止使用避孕药具的立法并没有违反任何具体的宪法条款，那么在我看来清楚不过的是，格里斯沃德的判决可以被合理地理解成其理由是康州的立法实质性地侵犯了【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自由。[44] 576 U.S. __ (2015) Thomas J .Dissenting Opinion. [45] 在Antonin Scalia, Originalism: The Lesser Evil, 57 Cin. L. Rev. 849 (1989)。
[21]到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时，实质性正当程序被直接用来证成堕胎权这一未列举的基本权利。（二）平等保护 欧伯格费案多数意见在对婚姻是宪法权利作出肯定回答以后，必须面对第二个问题：如果美国宪法中存在着婚姻权，这种婚姻权是否应当为异性伴侣和同性伴侣平等享有？法律本身就是以分类为基础的，对不同的事物、群体和领域进行不同的对待。
戴维斯此后因藐视法庭罪而入狱。他的观点中隐含了宪法解释应当要遵循司法中立、政治问题不可司法的思路。作者简介：汪庆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他主笔的意见书多姿多彩，个人风格鲜明，文本主义立场突出，经常不乏讥讽和嘲弄。
Roe v. Wade, 410 U. S. 113 (1973) Stewart J. Concurring Opinion. [22] Skinner v. Oklahoma, 316 U. S. 535 (1942). [23] 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S.478 (1965). [24] Loving v. Virginia, 388 U. S. 1 (1967). [25] 434 U. S. 374 (1978). [26] 482 U. S. 78 (1987). [27] 余军基于美国最高法院以正当程序条款证立新型权利的判例为基础，归纳出三种类型：源于历史传统中的正义原则而保护的权利，因权利本位观念而保护的权利，因程序性正当程序而保护的权利。婚姻权是美国最高法院在晚近历史上经由正当程序条款而创设的未列举权利，欧伯格费案将该权利平等地运用到同性和异性。
多数意见不过将其进一步推衍到同性婚姻，同时运用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这两个条款作为论证的基础，来证明自由和平等保护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促进对彼此意义理解的功能。在推导其结论过程中，斯通大法官在脚注四中指出存在一些和本案进行区分的需要采取更严格审查标准的情形。
而多数意见认为，宪法规范并没有穷尽所有的权利类型，存在最高法院基于宪法规范扩展权利类型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三、宪法解释方法与同性婚姻 （一）原旨主义（Originalism）和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 原旨主义在美国宪法解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奉行宪法规范的意涵是固定的（fixed）在规范制定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的政治哲学。
[20]尽管道格拉斯试图在说理上和洛克纳的实质正当程序进路予以区分，格里斯沃德案仍然被看成是实质性正当程序的产物。毋宁说，婚姻权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发明，是司法能动主义的产物。而同性婚姻合法化是这个进程的最新进展。不过，和托马斯的原初意图解释相区别的是，斯卡利亚是文本主义解释的代表。
比克尔和德沃金在原则问题上有类似主张，但也存在细微差异：比克尔认为法院宣示原则的时候，也会有政策考量，德沃金坚持法院不应当考虑政策因素。关于此事件的报道，可以参见"Kentucky clerk ordered to jail for refusing to issue gay marriage licens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3. [7] 478 U.S. 386（1986）. [8] 517 U.S. 620 (1996). [9] 539 U.S. 558 (2003). [10] Evan Gerstmann, 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 [11] 郭晓飞：《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 第182页，注释1。
这一解释方法背后隐藏着进步主义的历史观，给人以希望与鼓舞。如果不算加州，则一位来自西部的大法官也没有。
参见Gerald N. Rosenberg, The Hollow Hope: Can Courts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46] 斯卡利亚文本主义司法哲学观，可以参见Antonin Scalia，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3-29。